伟大领袖毛主席 之 领袖研究(网友篇)

对毛泽东的怀念与思考

  九月九日是毛泽东逝世周年的日子,我相信互联网上纪念毛的帖子肯定又是铺天盖地。当然,各种反对、讽刺与挖苦的声音也旗鼓相当。因对毛泽东历史地位问题认识不同所产生的分裂和对立情绪,表现得阵营分明。毫无疑问,在一般网友的印象当中,我是最反对毛泽东的了。在我初上互联网的时候,几乎有一半的帖子是攻击毛的,有些帖子简直可以称为诅咒,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十宗罪》——基于这篇帖子,有的网友给我下了一个结论:“这家伙对毛没有一句公道话”。因此,我自然受到崇拜毛泽东的网友们的攻击,也受到反对毛泽东的网友的支持。

  但是,随着两年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发生了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以往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些是由于自己的无知而导致很多谬误;有些则是先入为主的主观恶感导致无法自己客观看待事物的本质,进而对毛泽东做过的一些事情故意做出恶意的分析。承认错误的过程是很痛苦的,特别是承认自己的错误意味着我在互联网早期所坚持的一些观点又被自己否定。我今天纪念毛泽东的内容,就是谈谈该怎么认识毛泽东和他的那个时代。

  第一,我要说说该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我认为一个任何历史巨人的出现,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巨人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巨人。但是,历史巨人之所以称为巨人,就在于历史巨人们对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巨人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并且往往是历史的主要创造者。我们通常习惯于为历史巨人们贴上“正义”与“邪恶”的标签,却往往忽视了巨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是代表了当时人民的想法。

  因此,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把他们放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考察。我们以往抨击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的错误,在于以我们自己已经习惯的思维习惯和社会情况,来衡量和考察一个比我们早得多的历史人物。这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假如今天的人们以今天的科学成果去考察亚里斯多德和哥白尼,简直会觉得他们都是白痴。但是他们确实是他们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认知水平,既达到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极限,也受到那个时代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多在今天来看已经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以前可能是闻所未闻。毛泽东所处的那个时代,那个深受几千年专制文化毒害的时代,那个受到一百多年外国侵略的屈辱时代,那个人民既处于水深火热又愚昧无知的时代。毛泽东生长在这样的时代,他要改变这样的时代,但他却又无法完全挣脱这个时代的给他带来的影响,这就是评价毛泽东功过得失时我们所必须明白的道理。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一定要务求客观,要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做出评价。但是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最容易犯下的毛病就是主观臆断。以前“文革”时代,有些人要整倒另外一个人,一般就是采取先主观定性,再挖空心思搜罗这个人的“反革命证据”, 根据他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地做出自己的解释,最后往往是甚至连一些日常生活中的谁也不会注意到的小事都变成了这个人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铁证”。虽然我们痛批“文革”,但我们却往往用着“文革打手”们常用的手段:先主观歪曲一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再来用这个被歪曲的动机来解释他的行为。再好的行为,都禁不住主观歪曲的涂抹,例如某人热爱家庭、洁身自好,也可以解释成为“沽名钓誉”——这样的评价怎么可能是客观的呢?

  历史巨人也是人,他们自然有人性的弱点,也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假如评价他的时候抓住他的某几项错误不放,那怎么可以得出正确结论、以理服人呢?事实上,人一生中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总是那么黑白分明,历史巨人也有属于他自己的人性弱点,我们不能揪住一点不及其余。

  评价一个历史巨人,必须建立在资料丰富、详实、可靠的基础上。但是很遗憾,直到今天为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普通人所掌握的、关于毛泽东的材料大都出入很大:来自官方资料往往是经过精心挑选和把关的,虽具有权威性,但有片面性;来自非官方的资料倒是五花八门,但良莠不齐、道听途说居多,不具有可信度。这就必然会导致人们认识的分歧,无论是崇拜他的还是反对他的都难以说服对方。

  当然,作为历史巨人,毛泽东属于中国。因此,我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资格评价他的是非功过。谁也不是天生圣贤,因此认识水平存在差异是正常的;此外,象毛泽东这样个性鲜明、思想复杂的政治人物,由于他所领导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必然会使得受 益 者对其感恩戴德,受 害 者对其咬牙切齿。今天,这种大革命、大动荡时代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我们不必对一些不同的声音大惊小怪,更无权剥夺不同声音的发言权。因此我们不必理会那些“你也有资格评论他”之类的叫嚣,同时也不应对崇拜他的人扣上“专制走狗”之类的帽子。我以往就是根据自己的认识评价了他的功过得失,但是因为自己认识水平的欠缺,做出的很多评价和结论是片面的,有的则是荒诞的。今天,我想借毛泽东逝世26周年纪念日之际,对我的上述错误做一个更正。

  第二,我要说说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毛泽东所负的责任。

  毛泽东是不是中国人口失控的主要责任人?现在看来,毛对人口政策的失误不应承担主要责任。19世纪初期,中国人口就达到了4亿,由于战祸不断、饥荒连连,人民死亡率很高,因此一百多年中中国人口增长缓慢,但还是有所增长。倒新中国刚成立时候,人口就已经达到5.4亿。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国家呈现出新兴景象,人民生活安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自然会增多。此外中国人本身就有“多子多福”的观念,求的就是“人丁兴旺、传纵接代”,因此以前这些因为战乱和饥荒瘟疫而被长期压抑的人口增长的势能,当战乱平息、饥荒消失和瘟疫被控制的时候,这种必然会爆发出来——这怎么能说是毛泽东的错误呢?难道他真的能够象马尔萨斯最初主张的那样,靠“战争、饥荒和瘟疫”来消灭过剩的人口吗?或者用强制、严厉的手段来制裁超生者吗?其实很多指责毛对人口失控负有责任的人(包括我),都是在痛恨其没有用强制手段来控制人口增长,这跟我们所主张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却格格不入。在五十年代,中国尚不具备实行计划生育的技术条件,在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都未意识到、条件又不具备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必然会违背民意、导致另一场人间悲剧的发生。因此,中国沉重的人口负担,主要是我们民族过时的思维习惯所要付出的必然代价。
  
  当然,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理当眼光更长远一点,思考更全面一点。当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主张后,假如毛泽东不对他进行批判,而是积极地宣传、贯彻,那么以毛泽东当时的人格魅力和号召力,可能会少生一些人口。遗憾的是,毛泽东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旧观念的影响。假如非要追究毛泽东在人口问题上要付什么责任,那就是没有及早发现这个问题的责任。

  第三,对于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思考。

  有很多文人认为毛泽东是文化的摧残者,他们举出的例子就是毛泽东爱整文人,爱对文艺工作发号施令,结果弄得文艺工作“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万马齐喑。首先我认为毛泽东对文人似乎有些苛刻。但是,我们还要分析一下,看看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究竟做了什么样的指示?他说(大意):现有文艺作品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都是死人戏;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难道他说的不对吗?看看现在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电视节目,岂不正是如他所说不是帝王将相就是才子佳人吗?要么就是一群整日陷在三角恋爱里的富翁阔佬靓女酷哥,哪有什么反映占人口90%的中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好不容易有几个,也尽是嘲弄穷人,把他们描写的贪财好色、头脑愚蠢、行为滑稽。难道这些人的生活,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高尚”生活的陪衬吗?不!人民群众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应当成为文艺作品的主旋律。经过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摧残,中国文人确实有趋炎附势的习惯,毛泽东对文人确实有些极端,但基本来讲他还是为了改变文人的媚骨,让他们为永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服务。当然,文化不是政权,不可能在一天两天内“建立”,文化是逐步积累的结果,它在积累中自然会优胜劣汰。毛泽东的错误在于想“推翻”那种“吃人”的旧文化,却没有意识到旧文化是几千年积累的成果;他想培育一种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文化是不能臆造出来的。因此在文化问题上,我认为毛泽东的动机是高尚的,但他对文化认识不够深刻,或者说他不相信文化不可以“破”与“立”。

  我这里所谈到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不但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也包括法律、政权组织形态等,还包括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情趣、人们的处事规则等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建成,只能靠人类在发展中点滴积累。

  所有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困境:这些国家都是经济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都没有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支撑。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先有了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文化,是文化催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为资产阶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硬环境,而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和巩固的可靠支撑。社会主义革命遇到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些发生了革命的地方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西方发达地区,实际上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没有成为构成社会的主要阶级,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并未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缺乏一种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撑。俄国情况要稍微强一些,但工人数量仍占人口的绝对少数。因此,考茨基认为俄国革命是早产儿,其看法不无道理。虽然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最终还是夺取了政权,但俄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情况却相当落后。列宁晚年也曾经意识到俄国文化“糟透了”、“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可惜他已经无力回天。

  在中国,情况就更严重一些。中国在很多方面甚至不如革命前的俄国。毛泽东带领劳苦大众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理论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他显然认识到了文化对劳苦大众解放的价值,他很想突破旧文化的桎梏,以使得“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比俄国更不充分,也更加落后,别说社会主义文化,连资本主义文化都没有深入人心。而毛泽东大概也这么认为,因此他急不可耐地一次又一次地对文化工作做出指示,试图来一个文化大跃进,直至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曾经说过“不要四面出击”,想采取集中力量达歼灭战的军事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成功,这助长了他依靠军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有句名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看到自己逐步迈入老年,他感到自己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稳固的。因此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他晚年所做的一切,都与其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愿望有关。起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文化是不可以用军事手段“歼灭”的。文化靠的是积累与自然淘汰,而不是大破大立。因此,毛泽东晚年说(大意):“我这一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大家都拥护,后一件事反对的人多,拥护的人少。”我认为前一件事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一件事是试图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可见,毛泽东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做的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努力一是不被理解,二是实际上已经失败,因而他本人也陷入巨大的痛苦与悲凉中了。

  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上的急于求成和所遭到的失败,代价是极其惨痛的。关于文革所导致各种有形损失,别人已经说了很多,我这里就不重复了。我只想分析一下它导致的无形损失。

  首先,它损害了中华文明道德积累的成果,造成了全民族的道德失范。毛泽东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化上采取了拔苗助长的手段,不但没有形成他所期待的社会主义新文明新文化,反而造成了原有文化的大破坏与大消亡。毫无疑问,中华文明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礼、义、廉、耻、信、忠、孝、仁、爱、和是其精华,专制与奴性是其糟粕。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逐渐形成了很多情况下,同一个字面下往往包含了多重含义,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例如“礼”,其中既有礼仪之邦、以礼待人的“善”,也有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恶”,而且往往良莠混杂。这就在客观上使得改变这些文化的工作很复杂。毛泽东把文化的改造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他显然想回避问题的复杂性,而依靠一把铁扫帚把这些东西一扫而光、从头再来,建立一种“纯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但是,由于文化是一个积累和自然淘汰的过程,这种“立”的努力必然会遭到失败。失败本身并不可怕,问题是为了“立”而“破”掉的,却成功地“破”掉了。人类文化积累是很艰难的,但是破坏掉却不困难,一次饥荒与战争,往往会使人的文化在某些领域倒退几十年。而毛泽东对旧文化的全面出击,起到了全面破坏旧文化的作用。从“文革”开始,人们多年来遵循的一些基本行为准则都被破坏掉了,但预计的取而代之的新文化却难以在人们头脑中扎根。这就使得当代中国人普遍存在道德虚无主义,并且与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相结合,进而导致全民性的损人利己、无德无信。(这方面的情况,参见我写的《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文)俗话说“君子有所不为,小人无所不为”,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民间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官场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这不能不说是全民族性的道德失范的恶果。

我这里并不是“变着法子”骂毛泽东,而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我认为追究是谁使得道德沦丧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认识到道德沦丧确实是民族灾难,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制止。我本人还是充分肯定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初衷的,在某些认识上甚至与其有一致的地方,例如认为:没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政权就不会稳固;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等等。我与他看法的主要分歧在于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文化,我认为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决不能急于求成,要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逐步积累的过程,不是一代两代人可以完成的。同时,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决不能依靠任何专制手段,而是要靠和风细雨的引导。

  其次,这种急于求成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威信,造成了人们的信仰空虚;也使得一些社会主义者思维混乱,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和彼此仇视。“文革”虽然早就结束了,但是“文革”的后果却还没有消除。由于“文革”不是以往任何一般意义上的革命,而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大革命”,因此“文革”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以影响到数代以后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直到今天,不是还有很多人具有“文革”遗风吗?这种影响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大部分人不再真 正信仰社会主义,而重新为功利主义或封建迷信所俘获;二是少部分仍旧信仰不改的人中发生分裂,有的继续把毛泽东奉若神明,把他的错误也当成真理来信奉,因而走上了一种极端;另一部分则痛定思痛,在对旧的探索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建设之路。这二者虽然有同一信仰,但彼此已经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这真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大悲剧。而且,我可以断言:这种分裂必然是永久性的,不可能再有任何调和的余地,除非其中的一派被另一派消灭。

  第四,医疗卫生:毛泽东时代最令人怀念的事情。

  我认为毛泽东时代最令人怀念的就是毛泽东时代针对全民族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的建立,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对人民的关爱,这使得我国作为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却有和中等发达国家相差不多的人口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我可以说,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必将永垂青史。特别是,针对目前“医疗产业化”的恶浪中人民群众健康惨受侵害的现状,歌颂他的这一丰功伟绩极有必要。下面我举出毛泽东时代几位普通工人的例子做一个说明。

  案例一,1970年,一位赵姓工人因铁屑戳进手里导致败血症,单位医院无能为力,就把他送到铁道部总医院,不但医疗费一分不掏,而且还公派两个工人轮流住在北京照顾他,他本人、家庭不但没有丝毫经济负担,而且思想负担也被缩减到了最小。

  案例二,一位段姓工人,1972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健在。

  案例三,一位苏姓工人,1976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17年,也是分文不收。

  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7岁的小男孩3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3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人们怀念毛泽东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第五,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

  有一位网友曾经对我说:“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个人的幻想,他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国度,消灭一切官僚主义,但是最终没有实现。”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毛的错误,而是人民的愿望,包括我本人。人类没有幻想,就像鸟儿没有翅膀,因此他存在这种幻想是无可指责的。

  真 正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的本分是为人民当家做主创造基本条件;而实现人民的梦想,则应当由人民来完成。一个政治家再伟大,他也代替不了全体人民,历史是人民写的,不是政治家们写的。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无法突破他所处的时代的局限性,企图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越俎代庖,代替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从而走到了他的主观意愿的反面。

  毛泽东是个深受民族文化熏陶和感染的人物,一方面他厌恶这种文化,认为它“吃人”;另一方面他又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告诉他的,就是政治斗争奉行的是一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残酷游戏规则,子弑父、兄杀弟,刀光剑影、血腥残忍,丝毫没有仁慈可讲。因此,毛泽东并不能够真 正地(而不是表面上的)容忍异端,并且他或许认为自己对异端已经足够仁慈了。并且,毛泽东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喜欢听“顺言”,而不喜欢听“逆言”,当我们把对领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于、无限敬仰”当作一种制度的时候,毛泽东就失去了行为的约束,他必然难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正确与错误。毛泽东是个对理想非常执着的人,但是假如他的理想有了偏差,这种执着必然会带来灾难。作为个人,毛泽东已经算是非常清醒和睿智了,但对制度所带来的这种弊端,他却无能为力,甚至并不认为是弊端。

  我们这个五千年的历史中,嗅不到哪怕一丁点民主气息。即使是我这个今天不遗余力地呼吁民主的人,在内心深处,对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专制主义作风还是很向往的。我觉得毛泽东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心理积淀的影响。他的同志、他的部属,也深受到这种心理积淀的影响。因此,在夺取政权以后,他们发现他们所面对的人民似乎完全没有做好接受民主的准备,仍然一如既往地盼望着一个好皇帝以及一些清官廉吏来统治他们。马克思说过:小生产者“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对自己先前民主愿望和承诺的背离是很自然的,原因就在于他自信自己就是人民意愿的代表。因此,他的很多错误,都是在这种自信中犯下的,而且由于各级官员都有“皇权至上”的心理,也把他的这些错误看作是正确的、绝对的,不但起不到纠正错误的作用,反而在贯彻中让这种错误无限夸大。毛泽东就在这种制度与文化所赋予的、几乎完全没有制约、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进行思考,制度消灭了他的参照物,在这种情况下要真 正弄清自己的的思想是否正确是非常困难的。他只好从古书中寻找答案,但是《二十五史》能告诉他的只是历史,而不是现在和将来。当他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时,他必然认为人民利益也受到威胁,正是在这种前提下,他发动了“文革”。因此我觉得,毛泽东的专制错误不能归咎于他个人,而是应当从我们全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寻找原因。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饱受欺凌。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作为一个民族的先知先觉,毛泽东一生都在为民族的自强奋斗。但是,这种奋斗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自卑心理,这种自卑感的表现形式就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他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但他在这个分析上没有找到一条真 正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他恐惧落后,于是照搬苏联模式,试图用苏联经验实现“赶超”的目标。由于开始时估计得过于乐观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他预计的速度,因此他害怕外界进步的消息传来影响他的人民的斗志,索性紧闭国门,把外界描写成一团漆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每每看到书上写的《在资本主义角落里》的文章时都会想:“哪些美国儿童可怎么活呀?”并由此产生了一种生活在天堂中的自豪感,尽管当时我们全家挤在一间16平米的简易房内,每天吃包米面就咸菜。这种自豪感是虚假的,等到国门一开,看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们究竟怎样生活以后,这种自豪感顷刻间土崩瓦解。毛泽东没有意识到,只有自己国家真 正强盛、人民真 正富足起来,才会有真 正的、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我们这个国家自古以来就没有重视过“人”的价值。无论是皇帝、官员、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百姓,都没有真 正把“人”当成回事。我们国家称呼“人”,总是要和一些卑微的、贬义的词汇联系在一起。比如:“草民”、“刁民”、“愚民”、“小民”……这种称呼我可以列举出一长串。这些称呼把“人”放在一种非常无关紧要的位置上。作为这个民族土生土长的一员,毛泽东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尽管他意识到他要为人民谋福利,但他把具体的“人”和抽象的“民”割裂开来,认为当二者必舍其一的话,要为“民”谋福利,就不得不付出“人”的代价。在这种错误的认识下,他发动大跃进,认为付出了“人”的代价后,必然会为“民”造福,却没有想到这种代价对每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第六,我对毛泽东的历史定位

  我心目中的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多少年来,不同的定位与评价总是困扰着我,有时这些评价几乎是截然相反的。从少年时代狂热地崇拜毛,到青年时代狂热地反对毛,再到现在心平气和地对毛泽东的功绩与过失进行评价,我对毛泽东的认识确实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现在,我更倾向于把毛泽东定位在一个“承前启后”者的地位。他是旧中国屈辱历史的终结者,也是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奠基人。虽然他没有挣脱旧中国、旧思想的束缚,但在他卓越的领导下和亿万群众的忘我牺牲下,确实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自强的希望。这个国家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打上了他深深的烙印,这种烙印还将影响将来很长时间。他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物,在他的领导下,我们磕磕绊绊地告别了古代,又磕磕绊绊地走向现代,尽管付出的代价是沉痛的,但那代价毕竟已经成为历史。

  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毛泽东都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巨人。但是,我反对神话毛泽东。历史巨人也是人,与其把毛泽东放在神坛上炙烤,不如继承他建设一个平等、自由、公正的社会的伟大理想,继承他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息的精神,并且他种种历史的局限性实现扬弃。假如我们只会对领袖顶礼膜拜,那我们永远无法超越巨人;假如我们能够站到巨人肩膀上,我们也许能够看得更加长远。

  第七,结束语。

  假如没有毛,中国人民难以有这么强的自信心,也难以为建设争取到一个宽松的环境。像毛泽东这样的历史巨人,我猜想时间越往后就越会得到人民的好评。这是因为,时间会冲淡仇恨,当那些受害者都不在人世时,人们会慢慢忘记他的错误,而记得只他的功劳。就像历史上的那些巨人们一样。现在我可以完整地说出我对毛泽东的认识了:

  第一,毛是历史巨人,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
  第二,毛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有巨大功绩,结束了中国被欺侮的局面;
  第三,毛有历史局限性,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衡量一个出生于19世纪的人的一切言行;
  第四,关于毛的史料,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全部公开,各执一词达不成共识;
  第五,毛的功绩不可抹杀,尽管他有很多缺点,但那比起他的贡献来不过是黑子与太阳的光芒的关系,以几颗黑子来抹杀太阳的光芒,不但是可笑的,也注定是徒劳的。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
                      修改于二○○三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