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毛主席 之 领袖研究

黄李邱吴: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抗日战争胜利了,但毛泽东知道这不是真正意义的胜利。要是日本人不去打美国,美国人决不会为亚洲和日本干起来,那样的话,中国的抗日战争就不那么容易获得胜利了。可是,犯傻的事情美国人又接着日本做了一回。朝鲜战争让毛泽东找到一个可以使中国人民彻底振奋精神的切入点,战争的结果很使全国人民扬眉吐气,也使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毛泽东又一次用军事手段的办法,实现了军事目的以外的目的,这可能是他天才的领导指挥艺术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朝鲜战争虽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胜利鼓舞了人们的冲天干劲,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消耗掉的物力很快就获得补充,而且得到了更大的增长。新中国几乎是在一夜间消灭了娼妓、赌博、吸毒等沉渣,而且还在极短的时间里消除了蝗虫、血吸虫等这些千百年来危害人民生存的灾害,同时黄河、海河等的治理也一步一步展开。新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候,毛泽东却越来越焦虑。他在诗词中写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号召中国人民:大干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他鼓励广大劳动人民,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一切的一切,都无不看出毛泽东的焦躁心境。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毛泽东真的想一步登天吗?我想,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自然知道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不至于这么盲目。

  让我们把探询的目光转到延安时期的窑洞里去吧,毛泽东在那里写了许多让我们这些后来者百读百新的著作。一九四二年五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言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阐述了文学艺术应该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他批评一些文艺工作者,“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这篇讲话源于对王实味的批判。王实味在《野百合花》里把某些领导人爱京戏,机关周末举办舞会描述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他把延安人描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并流传到国统区的报刊上,影响很坏。现在,我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的形象:头发很长,穿的衣服和现在的真的要饭花子差不多。

   在一九四零年一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以来,中国又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些统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就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要革除的,就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和那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而我们要建立起来的,则是于此相反的东西,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从这些语言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出马,指导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领导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他在给中央政治局及周扬、林默涵、邓拓等的一封信里这样写到:“事情是由两个‘小人物’做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了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毛泽东说过,高贵者愚蠢,卑贱者聪明。春秋战国时有人说过,肉食者不足以谋。民间也有一句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晚。我们不能将毛泽东的这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当成一个政治家装点门面的话。人民始终在毛泽东的心里占据着很大的位置。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旧的东西在他们身上残留得太多。五七年的反右实际上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方面的强迫改造,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

   “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之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这是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里的一句话,可以认为整个代表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设想。

   当然,文革前夕,中国有些微妙的权力之争。毛泽东为他的话出不了北京,曾大为恼火。这里,应该提一下吴晗的《海瑞罢官》,吴晗好象当时是北京副市长,他的《海瑞罢官》被认为有影射嫌疑决不能说是空穴来风。所以,有的人认为毛刘的矛盾直接导致了文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当“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被“打倒”后,毛泽东继续号召“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向各级地方政府夺权,后来又号召各地建立“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如果是为权力,刘少奇等一倒,文革就可以结束了。

   毛刘的矛盾只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导火索。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农大众的力量已经发挥出来了,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阻力来自知识分子的思想落后,他要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既然可以一样的为新旧社会服务,就是可以团结的力量。知识分子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也有一些人到工厂农村去,结果是有的有收获,有的就没有收获。这中间有一个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问题。”

   毛泽东希望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改造知识分子身上和社会主义格格不融的的落后的思想,彻底让知识分子融入无产阶级中,彻底扫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广大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一目的也合了发动文革的目的。

   停笔沉思,无法表述的感觉在心中弥漫。历史啊历史,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阴差阳错。

   请允许我用毛泽东的话结束本文。

   “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剥夺劳动人民的,他们使那些小生产者破产,才有了无产阶级。他们剥夺的方法比我们一些人‘高明’一点。他们是逐步逐步地使小生产者欠账、破产,而我们一些人是一下子就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用这种方法建立社有经济、国有经济是不行的。比如收购农副产品压级压价,非常不等价,搞得太凶,脱离群众。执行原则,这个话好讲,我们许多同志也是懂得的,但实行起来就比较困难了。”(1961年)